交错缠绕的电线、开裂裸露的砖墙、近在咫尺的窗台……烈日下的张桥棚户区一切如昨,然而,张桥人却难掩激动的心情。8月3日,虹口张桥地块成功达到房屋征收项目征询签约率生效比例,意味着这片市中心最大的棚户区将告别上海版图,2516户张桥居民将挥别旧居。
外来人口涌入,棚户区扩大
上世纪30年代,沙泾港和东沙虹港之间还是一片农田和荒地。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军在上海狂轰滥炸,全家庵路、天宝路一带被夷为平地,流离失所的人们移居至张桥,搭建起棚户简屋,张桥棚户区初显雏形。
为躲避战乱、自然灾害,外地灾民纷纷沿水路来到上海。张桥居民宋孝悌的父母便是如此逃到沙泾港的。在宋孝悌的记忆中,白天灾民在岸上卖菜、搬运、踩黄包车、拾荒……到了晚上,船停在河边,灾民们就住在船上。当时上海的水上管理颇为松懈,逃难来的人不断增多,市场逐渐兴旺起来,后来,一些水上人家索性在河边安营扎寨,棚户区范围一再扩大。
外乡人大多与同乡聚居在一起,当一户人家站稳脚跟,亲朋好友便来投靠。1949年前后,大量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张桥。新张桥人住在“屋顶盖草,篱笆编墙”的草棚房里,靠煤油灯照明,用河水洗衣做饭。今年70岁的黄协辉已是第三代了。黄协辉的爷爷当年从江苏盐城来到张桥,在草棚房里过活。黄协辉的父亲黄利山每天拉黄包车赚家用,母亲则靠抽蚕丝、削洋山芋皮等临时工挣补贴。黄协辉出生后,父母先后又生了5个儿女,全家10口人艰难维持生计。多子与贫困,几乎是这片地区的众生相。不过,邻里之间倒是和谐融洽。到了饭点,孩子们可以串门蹭饭。谁家烧了荤菜,一定要送左邻右舍一些。
由于缺乏下水道等基础设施,整个张桥地区环境脏乱。小时候,黄协辉常去家旁的一座“蛋壳山”玩。什么是“蛋壳山”?原来,张桥附近有家新华蛋品厂,主要生产蛋糕、棒冰等食品,蛋壳是这家工厂的主要生产垃圾,由于得不到清理,堆积的蛋壳形成小山丘,成了孩子们玩乐的场所。解放后,老厂获新生,新华蛋品厂成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生产的光明牌冷饮热销全国。
小平房加层,17口人共同生活
1958年后,张桥周边的支小河流被填平筑路,东沙泾港变成东沙泾港路。整个地区通了电、有了公共给水站。人们翻建起砖瓦小平房,道路也宽敞起来,草棚房逐渐销声匿迹。
黄家给30平方米的房子搭了一层阁楼。晚上,三个女儿跟着母亲爬到“楼上”睡觉,三个男人则在楼下睡。1971年,黄家的大妹黄协梅前往江苏插队落户,黄家的大弟黄协伟到黑龙江,长兄黄协辉则留在张桥照顾弟妹。
与黄家一条弄堂之隔的苏北人家庭朱家,五兄弟也纷纷出门。大哥朱冬生前往安徽省歙县练江牧场,朱老二去黑龙江,朱老五去部队。1979年,朱冬生回到上海,面临的头个问题就是要结婚了,住在哪里呢?朱家的房子只有十几平方米,7口人已经很挤,如今还要再多个“新娘子”。朱冬生的母亲无可奈何地对朱冬生说:“家里帮不上忙,你是老大,要做好榜样。”听懂母亲的意思,朱冬生托熟人在单位——上海葡萄糖厂附近找了间小房子,与新婚妻子在外租房过日子。小夫妻俩节衣缩食过了很多年,终于买了新房,还是在张桥,因为那里房价便宜。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由于人口增长,张桥人开始动脑筋扩大住房面积。人们先是横着向弄堂借地,随后一层层往高处占据空间。不规则的房子在空中几乎碰到一起,里弄变得越来越幽暗。1995年,黄家经过几轮翻建,小平房成了5层楼大宅。一至四层楼都有两间独立房间,一间公共厨卫,顶楼则是阳台。黄协辉和他的5个兄妹家庭,以及后代的小家庭,17口人共同生活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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