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亿改造湖贝村引热议 专家：旧改需重视古村落文化保护

日前，一则投入300亿改造湖贝村的新闻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近年来，黄贝岭、大冲、白石洲等多个旧城改造项目的相继实施，使得城中村改造话题成为热点。从最初的一夜造就多个亿万富翁，到今天对古村落文化保护的热议，公众关注的焦点逐渐从经济效益转向文化保护。从世代居住在城中村的原住民到文化学者、建筑规划师，保护即将消失的原住民文化几乎已经形成共识，而怎么保护，如何真正地保护，他们也各自向记者坦陈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城市发展要尊重原住民文化

对于深圳古村落的大量消亡，感到最焦虑的是作家、文化学者廖虹雷，他和一些学者近十年来都在为这一问题奔走呼告。近日来关于湖贝旧村将被改造的新闻也引发他的关注。这里的原住民世代相传已有546年的历史，保有三纵八横的村落结构，保存有清嘉庆九年(1804年)重建的宗祠，另有门楼、水井和200多间民居，是典型的广府系坊巷式排屋村，同时存留清晰的岭南社会结构与社区肌理，廖虹雷深感具有很大的文化保留价值。

廖虹雷是老深圳人，近些年，当看到家乡在短短的30年间变成现代化都市，一边由衷地高兴，一边又焦虑和惋惜大量鲜活的民俗文化消逝。2006年廖虹雷带着有关人员三进甘坑凉帽村和到石岩、观澜、龙岗、大鹏、南澳等地，挖掘、研究和申报了客家凉帽、黎围麒麟舞、南澳草龙舞、大鹏山歌、大鹏清醮习俗等多个非遗项目，成功入选了省、市级非遗保护名录。但入选非遗并不是结束，对于大部分非遗项目来说，随着周围环境的剧变，古村落的消失，很多民俗节日也正面临消亡的危险。“节庆形式、祭祀活动能够保留下来，和祠堂息息相关，祠堂是一个村落的精神象征，没有了祠堂，宗族很难聚集起来，这些文化也很难保存。”

廖虹雷介绍，300多年前，清代康熙县志记载着800多座村落，而1987年出版的《深圳地名志》中，深圳有1500多个村落。1992年再次普查时，深圳有1200多个村落，而到了2012年，只有不到200个了，除了少量列入省市区文物保护单位以外，其余村子大多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很多我前几年走访的村落，这两年再去，已经没有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文管办公布的有保留价值的古村落中，包括光明新区宝安区26个，包括坪山新区的龙岗区151个，而原特区内的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四个区一共只有10个。对此，著名公共艺术专家、艺术评论家孙振华也深表忧虑。他说：“深圳的发展一开始对原住民文化重视不够，对深圳的描述大多是对一夜城成就的欣赏，而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文化学者开始讨论尊重原住民文化的问题。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心城区，中心城区有时完全没有保护。事实上，保护的方法有很多，国外有些地方甚至会把老建筑整体悬空，安放在高楼上，这也是一种保护方法。”

用艺术激活文化资源

用怎样的方式保留原住民文化，已经成为摆在高速发展的深圳面前的一道课题。孙振华认为，一个城市要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来龙去脉，尊重过去就是尊重现在。深圳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是岭南海边的农耕文化，这里过去的建筑痕迹、风俗习惯、文化历史都是城市历史的一部分，只有当这些过去的痕迹和现代化的深圳并置的时候，我们才更能看到今天的价值和意义，看到这个城市发展的肌理和文化的脉络。而那种从天而降、与过去完全割裂的发展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在城市改造发展过程中，怎样用艺术、建筑、非遗等各种不同方式来保护文化记忆，这是今天的深圳人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事实上，现在国内很多城市也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北京的胡同文化，上海的里弄文化、广州的街巷文化，都是在城市文化的保育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开发和利用。

在深圳公共艺术中心主任黄伟文看来，深圳城中村的改造是巨大的观念和利益的博弈，要想在城中村改造中，更好地保留原住民文化，需要各方力量的推动。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在进行投资建设的时候，都有所谓百分比艺术，也就是要拿出百分之一的资金，用于公共艺术建设，这种公共艺术常常就是致力于对当地文化和历史的保存和记录。而在中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立法，即使有，如何执行也存在很多争议。

黄伟文认为，目前的深圳，还没有很好的案例。“在这些古村落文化的保护中，公共艺术是一种方式，艺术可以带动激活当地的文化资源，从而推动保护。上海的田子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老建筑之所以被拆除，就是因为不用，最终越来越破败，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把他们零散出租只是一种低级的利用方式，而用当代艺术激活，则会吸引更多人来，从而形成良性循环。”黄伟文感叹：“我们常常在节假日长途跋涉去看一些城市里看不到的稀有资源，而这些非常宝贵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资源，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我们难道还要掉入建设千城一面城市的魔咒，如此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乡愁，到哪里去寻找我们的文化自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