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务院参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看来,我国的城镇化可以分成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是前40年,是物质文明的载体,是一个追求GDP的城镇化,下半场则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上半场是“灰色”的城镇化,但下半场一定是“绿色”的城镇化。
仇保兴认为,我国目前正从速度城镇化向深度城镇化转变,这个过程中面临多种挑战,包括城镇化速度将明显放缓,机动化将强化郊区化趋势,社会老龄化快速来临,住房需求持续减少,碳排放国际压力空前加大,能源和水资源结构性短缺持续加剧,城市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加剧,小城镇人居环境退化、人口流失,城市交通拥堵日趋严重,城镇特色和历史风貌丧失,保障性住房积存与住房投机过盛并存,城市防灾、减灾功能明显不足,等等。
有观点认为,由于过去几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量有所下降,中国开始出现了“逆城镇化”现象,对此徐林分析认为,会不会出现“逆城镇化”现象,是由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是不是还追求更高的报酬和更高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决定的。按照人往高处走的规律,今后依然还会出现劳动力资源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移的趋势。
城市未来向何处去
仇保兴认为,城镇化进入后半场,需要稳妥进行农村土地改革试点,要以“弹性城市”规划整合城市整体资源,提高城市防灾能力。同时,推行“城市交通需求侧管理”,促进绿色交通发展;变革保障房建设体制,降低房地产泡沫风险。此外,还要全面保护城镇历史街区,修复城市文脉;推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保护和修复农村传统村落;强化城镇群协同发展管治,促进高密度城镇化地区可持续发展;对既有建筑进行“加固、节能、适老”改造,加快绿色建筑推广。他建议,以特色生态小镇为抓手,分批进行人居环境提升改造;以治理“城市病”为突破口,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城市是问题的根源,也是解决问题的钥匙。‘深度城镇化’正是‘速度城镇化’的解药。”仇保兴说,城市是80%GDP、95%创新成果、85%税收和财富的聚集器,也是文化的容器,城市的财富隐藏在空间之中。城市需从建筑到基础设施进行硬件改造,再加上“软件”——智慧城市建设,才能调治“城市病”。他认为,“深度城镇化”至少能产生30万亿元的有效投资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叶裕民认为,改革开放40年是工业化前期和中前期,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物质资本、一般原材料和一般劳动力为主,但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劳动力发生了本质变化,由一般劳动力转化为有能力从事高效率产业、从事创新的人力资本。只有这种人力资本聚集,进而形成创新网络,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才能发展起来,城市品质才会提升,城市竞争力才能得以强化。
叶裕民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实现现代化的两大主旋律,在工业化的中前期是工业化主导城市化,但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城市化成为主导。人力资本积累到什么程度,工业化就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城市化的高质量发展基本前提是人的高品质生活,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人类高质量生活的基本前提。
未来城镇化动力来自何处?“我觉得未来城市化要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已经进城农民工的落户及他们的家属、子女的市民化。一旦这个问题得到突破,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还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徐林说,让更多农民工和家人在城市团聚,形成对未来更稳定的预期,他们的子女可以接受更现代的教育,对中国的现代化非常有好处。
“以改革开放迎接中国城市更美好的明天。”王伟光表示,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城市40年的成功为未来可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增添了通过发展城市带动乡村振兴,进而国家整体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的自信。只有持续改革开放,中国城市才能化解过去积累的问题;只有持续改革开放,中国城市才能应对全球竞争中出现的问题;只有持续改革开放,中国城市才能披荆斩棘、迅速实现崛起;只有持续改革开放,中国城市才能战胜艰难险阻夺取最后胜利;只有持续改革开放,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是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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