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公布到什么程度,才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曾康华: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对预算公开内容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以我为例,做一些学术研究,现有的基础数据,已很能反映问题。但一些人可能对某个领域的数据感兴趣,则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对绝大多数公众而言,可能对“三公经费”、会议费等更感兴趣。
公开“每一笔开支”不现实
新京报:公众一直呼吁,预算越细化越好,最好能说明每一笔开支的来龙去脉。
曾康华: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要求并不现实。比如,我想知道某领导每年在公务接待方面花了多少钱。如果这个领导带着几名员工出去请客吃饭花了三万元,这怎么算?是每个人平均?还是都算领导的花销?
新京报:之前北京的预算公开,就比较详细。
曾康华:是的,北京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但还有改进完善空间。比如有的部门动辄上千项的信息,没有进行分类,公众看起来头晕眼花。
预算公开管理成本也须考虑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预算公开的难题在哪里?
曾康华:从主观上说,每个人都不会愿意把自己的收入支出给大家看,政府部门也一样。从客观上讲,信息公开也有成本,甚至有一些涉及国家安全不适宜公开。
新京报:你觉得现有公开能起到监督的效果吗?
曾康华:公开本身就是公众监督的结果。社会民众的监督愿望强烈,促使政府公布财政信息。这几年国家部委和北京,预算公开的步子还是走得比较快的,我们要看到这个进步。
同时,从“三公经费”也能看出公众监督的意义。此前一直说这方面费用非常不合理,但从公开这几年来看,“三公经费”的增幅很小,这说明监督作用起到了,促进了政府规范用钱和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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