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再度撰文：我为什么不遗余力支持和呵护万科模式

　　这里最根本的，恐怕是我们一直没能解决的一个两难问题：作为国资国企，若由代表全民和国家的政府进行管控，必然是政资政企不分;若政府不管或管不到位，又被指为所有者缺位。故而尽管我们国企改革搞了几十年，名称也从国营企业、国有企业到国有控股的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变了很多次，但政府任免掌控企业经营班子的国营企业体制本质并没有改变。国企领导们也就不能不是亦官亦商、身份尴尬、饱受诟病。也正因为如此，新自由主义者干脆断言政府办国企既无必要也肯定搞不好，就算搞好了也是利用政府权力与民争利，因而国企不是改革的问题，而是退出和出售的问题。而坚持国资国企是社会主义重要经济基础的人则强调国企完全可以搞好，只是需要通过改革增强活力。但后者由于始终不能明确回答国家出资办企业究竟是为了控制还是为了盈利，国企是否要如历次中央改革文件所说的那样真正做到政企分开、与政府完全脱钩这个核心问题，因而总是显得闪烁其词，这也是造成国企改革老是兜圈子的根本原因。

　　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看，他们主张公有制的根本原因与任何控制无关而只与社会公平有关。只是因为所有制的分配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因此他们认为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去单纯围绕分配问题做文章解决不了社会公平问题。他们设想的公有制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其中根本没有政府或行政权力控制的位置。按照政府控制经济的思想建立起来的前苏联式公有制计划经济，虽然控制已经无孔不入，但由于极度低效，结果根本不能解决产品丰富和公平分配问题。我们党推进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就是要放弃政府大包大揽、全面控制经济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而这个结合的关键，就是要使企业这个微观经济活动的细胞具有充分的活力，以切断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和干预。

　　没有行政权力的干预，公有制在市场经济中能够存活吗?激进的和保守的两种极端的观点其实在这点上都是一致的：就是认为不能存活。前者认为必须干预，后者认为干预不干预只是死得快慢的问题。二者均否认公有制可以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发展壮大。但实际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有机结合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到结合的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管资本为主管理国有资产”，其实已经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在资本形态上，公有制可以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这已经是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许多国家的主权基金在资本市场大行其道，各种大学的、公共社团和区域性、行业性的公有、公益和公共基金更是活跃。随着现代金融创新的发展，投资的专业化和委托代理日益普遍，公有资本完全可以由专业化的人才团队管理运营，为公有资本的委托人获取有竞争力的回报。传统所谓公有就是无人所有、管理者不可能尽心、代理环节过多过长等问题在资本形态上早已不复存在。因为对资金受托管理人来说，无论受托的是私人、社会、社团、行业退休金还是公有资本，为其取得最佳回报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所在。现在美国上市公司的股东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也就是说这些公司的所谓股东本身也都是代理人。公有资本的代理成本和代理环节并不比大型上市公司遍及全球的各类分散的个人股东或代理人股东们更高、更长。

　　其实，即使传统的国企在经过股份制、市场化改造，实行政企分离之后在许多发达国家也经营得有声有色，在国家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新加坡政府的投资公司淡马锡享有盛名，其控股参股的企业市值占了新加坡股市总市值的近一半，但既没有人质疑淡马锡的经营效率，也没有人怀疑新加坡经济的自由开放性。因为政府并不介入干预淡马锡的经营，从管理班子到公司经营完全是经营者支配、市场化运作，盈利积累也是上交国库，用于公共福利。再如法国电信前身就是法国的邮电部，后来逐步改制上市，具有传统国企行政僵化、员工都还有国家公务员身份等各种特殊历史遗留问题。但经过多年渐进式改革过渡，公务员身份的职工随着退休不断减少，股权也逐步多元化。现法国政府在法国电信仍合计持有23.04%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但在经营方式上，则大股不控股，15人组成的董事会中政府只提名了3人，经营管理班子全按市场化规则聘任运行。现法国电信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一点不落下风，海外营收收益已超过总营收的一半。德国政府在原有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对政府控股的企业也实行市场化经营，对有的政府逐步退出、不再绝对控股的企业，还专门立法，保证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害。如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德国就曾专门出台《大众法》，保障持股的联邦和地方政府在特殊情况下的否决权。直至今日德国大众汽车仍有20%的股权由地方政府持有，但政府早已完全不介入经营。事实表明，国家持股从主动控制经营到卸下包袱退到二线的监督制约，对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提高公司营运效率都有积极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作为股东获得的回报，以及获得的税收收益，反而都会更高。

　　国家不控制支配企业，还要国资国企干什么?这个问题就问到了本源。在马克思时代的工业化起步阶段，资本主宰经济。没有资本所有权的公平分配就不能解决社会的公平分配问题。到了今天信息社会，虽然知识和人的作用已空前提高，但是总体上看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尚未根本改变，而在资本相对稀缺、以私人家族企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就更是如此。从发达国家情况看，福利制度的过度发展会导致罚勤养懒。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由于资本和财富很容易从高税收国家和地区流向低税收的地方，各个主权国家进行税收调节的空间又受到很大压缩。因此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和社会撕裂即便在发达国家也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发达世界引起那么大反响的主要原因。皮凯蒂关于由各国政府协调、统一去征收年度累进资本税的主张被普遍认为太不现实。但他认为中国公有资本比例很大，如果实现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和平衡，这种真正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会有助于实现更加公平和平等社会的观点倒是不无真知灼见。这也可以说是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新条件下对马克思传统的一种真正继承。因为脱离了行政羁绊的公有资本参加市场化竞争取得收益，优于税收等扭曲资源分配的工具，有助于实现缩小贫富差距、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目标。因此，市场化的公有资本倒确实可能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这对于中国这样容易在均贫富的极端平均主义和贫富对立这两极间震荡的转型社会来说，尤为重要。